义与利的抉择-第81集
——守财吝啬与轻财重义的不同人生
“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为最重。”自古以来，人们为了生存，往往将钱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然而，古往今来，又有多少人因一味追逐财利，而吃尽苦头、受尽磨难，甚至结下了深仇大恨。
后魏时期，有位名叫崔和的人，字亮，家中财富堆积如山，暗中埋藏的财宝多达数百斛。可他为人却极其吝啬，度量狭小，要他花钱，简直就像割他的身肉一般痛苦。
有一回，正值春日，蔬菜长势喜人，崔和的母亲李氏想吃旱芹，崔和却因心疼那点小钱，始终不肯为母亲购买。
《朱子家训》中言：“重资财，薄父母，不成人子。”那些只看重钱财，却对父母薄情寡义的人，又怎配为人子女呢？
难道一味地吝惜、积攒家财，就能让财物得以保全，甚至发家致富吗？
古人的智慧早已告诉我们，财物并非个人独有，而是为“五家”共有——水、火、盗贼、官府及不肖子孙。一旦遭遇水火之灾，再多的钱财也会在瞬间化为灰烬；除了水火，还有盗贼，他们通常不会光顾穷人家，而总是盯上那些富贵人家的财富；再者是官府，若钱财是通过非法手段得来的不义之财，最终难逃被官府罚没充公的命运；最后一种情况，就是不肖子孙，若子孙不孝，祖先和父辈辛苦积累的家产，到了他们手中，很快就会被败光散尽。
不幸的是，崔和的儿子崔轨，后来竟盗取了崔和辛苦积攒的百万钱财，然后逃亡而去。
在义与利的抉择中，崔和父子二人都选择了财利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如出一辙。子孙的行为，往往就是父母祖辈的影子，不孝之父，又怎能培养出贤德之子呢？
“愚痴悭不施，以种贫穷本。”后来，崔和升任参军，便利用手中的权势，多方收受贿赂，最终罪行暴露，被皇上赐死。可想而知，那些不义不法之财，也必定会被罚抄上交，崔和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
贪婪吝啬所招致的果报，便是贫穷，而究其根源，就在于“穷于道”！道，是宇宙万物运行所遵循的规律，不了解这个真相，就难以按照规律为人处事。对物的无尽贪婪、对他人极端的吝啬，都是因为对财物如何获得、如何使用而茫然无知所导致的。
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，“德者，本也；财者，末也”，“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”。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早已深谙发家致富的真谛。
如果不通达于道，人们就难免为了生存，在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欲望之间挣扎，表现出厚重的贪婪习气。这种挣扎的张力越大，说明由死亡所带来的恐惧感就越强，对生存安全的需求也就相应放大。
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，从低到高依次是：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爱和归属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。而后面四种需求，都是在维持个体生存需求即生理需求的基础之上的。换言之，生存是生物个体的基本需求，“好生恶死，人心之所同”。
其实，圣贤早在千年以前，就告诉了我们趋利避害的长生之道：“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”；“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”。于是，我们明白了：生存的密码在于无我利他。然而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难免会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。损人利己、背道而行的结果，只会招致种种不祥。而顺道而行的君子，则会收获幸福吉祥。
甄彬，梁朝人，在他贫苦时期，曾经用一束可以织布的苎麻做抵押，向长沙寺观当铺借钱。后来赎回苎麻时，发现束内藏有五两金子。甄彬心想，这些金子并非自己分内该得的，不能无缘无故据为己有，于是当即送还给了当铺。
《群书治要·晏子》中讲：“景公问求贤。晏子对曰：通则视其所举，穷则视其所不为，富则视其所分，贫则视其所不取。”如果一个人身处穷困环境之中，在颠沛流离之时，依然能够做到有节有守，不取不义之财，“临财勿苟得”，那么这样一直循义而为的人，就能够称得上贤德了。
甄彬的道义之举，当时还是平民的梁武帝听闻之后，内心对甄彬的人格修养便十分赞赏。等到梁武帝即位后，便任用甄彬为郫县令。临行前，面对五位官员，武帝一一告诫他们：“为地方县令，应以廉洁慎重最为重要，愿卿等多多加勉。”唯独对甄彬说：“卿往日有还金的高洁美德，所以寡人就不用再以这些话相嘱咐了。”从此，甄彬的声望德行更加彰显。
“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”心存道义之人，为官致仕，也必定会恪守公义，为民做主。甄彬“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”，无论人生境遇如何变迁，始终将义字放在首位，成就了一段光明正大的道义人生。
孔子说：“君子义以为上”“见利思义”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。追求利当应当以道义为标准，也只有以道义为标准，才能真正且持久地获利，而这个利，是富贵康宁的人生大利。崔和、甄彬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，源于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，而不同的人生选择，则源于不同的价值信仰。崔和与甄彬以身行教，告诉我们在道义与私利之间，应当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历史出处：
崔和。家巨富而性吝。埋银数百斛。其母李当春思堇。惜钱不买。子轨。盗钱百万。背和亡走。和迁参军。坐贪贿赐死。
——《魏·崔亮传》
梁甄彬。尝以一束苎。就寺库质钱。后赎苎。于苎束中得五两金。彬送还寺库。梁武帝为布衣时闻之。及践祚。以彬带郫县令。将行。同列五人。帝诫以廉慎。至彬。独曰。卿昔有还金之美。故不复以此言相嘱。由此名德益彰。
——《梁·甄法崇传》
义与利的抉择-第81集
——守财吝啬与轻财重义的不同人生
“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为最重。”自古以来，人们为了生存，往往将钱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然而，古往今来，又有多少人因一味追逐财利，而吃尽苦头、受尽磨难，甚至结下了深仇大恨。
后魏时期，有位名叫崔和的人，字亮，家中财富堆积如山，暗中埋藏的财宝多达数百斛。可他为人却极其吝啬，度量狭小，要他花钱，简直就像割他的身肉一般痛苦。
有一回，正值春日，蔬菜长势喜人，崔和的母亲李氏想吃旱芹，崔和却因心疼那点小钱，始终不肯为母亲购买。
《朱子家训》中言：“重资财，薄父母，不成人子。”那些只看重钱财，却对父母薄情寡义的人，又怎配为人子女呢？
难道一味地吝惜、积攒家财，就能让财物得以保全，甚至发家致富吗？
古人的智慧早已告诉我们，财物并非个人独有，而是为“五家”共有——水、火、盗贼、官府及不肖子孙。一旦遭遇水火之灾，再多的钱财也会在瞬间化为灰烬；除了水火，还有盗贼，他们通常不会光顾穷人家，而总是盯上那些富贵人家的财富；再者是官府，若钱财是通过非法手段得来的不义之财，最终难逃被官府罚没充公的命运；最后一种情况，就是不肖子孙，若子孙不孝，祖先和父辈辛苦积累的家产，到了他们手中，很快就会被败光散尽。
不幸的是，崔和的儿子崔轨，后来竟盗取了崔和辛苦积攒的百万钱财，然后逃亡而去。
在义与利的抉择中，崔和父子二人都选择了财利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如出一辙。子孙的行为，往往就是父母祖辈的影子，不孝之父，又怎能培养出贤德之子呢？
“愚痴悭不施，以种贫穷本。”后来，崔和升任参军，便利用手中的权势，多方收受贿赂，最终罪行暴露，被皇上赐死。可想而知，那些不义不法之财，也必定会被罚抄上交，崔和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
贪婪吝啬所招致的果报，便是贫穷，而究其根源，就在于“穷于道”！道，是宇宙万物运行所遵循的规律，不了解这个真相，就难以按照规律为人处事。对物的无尽贪婪、对他人极端的吝啬，都是因为对财物如何获得、如何使用而茫然无知所导致的。
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，“德者，本也；财者，末也”，“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”。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早已深谙发家致富的真谛。
如果不通达于道，人们就难免为了生存，在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欲望之间挣扎，表现出厚重的贪婪习气。这种挣扎的张力越大，说明由死亡所带来的恐惧感就越强，对生存安全的需求也就相应放大。
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，从低到高依次是：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爱和归属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。而后面四种需求，都是在维持个体生存需求即生理需求的基础之上的。换言之，生存是生物个体的基本需求，“好生恶死，人心之所同”。
其实，圣贤早在千年以前，就告诉了我们趋利避害的长生之道：“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”；“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”。于是，我们明白了：生存的密码在于无我利他。然而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难免会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。损人利己、背道而行的结果，只会招致种种不祥。而顺道而行的君子，则会收获幸福吉祥。
甄彬，梁朝人，在他贫苦时期，曾经用一束可以织布的苎麻做抵押，向长沙寺观当铺借钱。后来赎回苎麻时，发现束内藏有五两金子。甄彬心想，这些金子并非自己分内该得的，不能无缘无故据为己有，于是当即送还给了当铺。
《群书治要·晏子》中讲：“景公问求贤。晏子对曰：通则视其所举，穷则视其所不为，富则视其所分，贫则视其所不取。”如果一个人身处穷困环境之中，在颠沛流离之时，依然能够做到有节有守，不取不义之财，“临财勿苟得”，那么这样一直循义而为的人，就能够称得上贤德了。
甄彬的道义之举，当时还是平民的梁武帝听闻之后，内心对甄彬的人格修养便十分赞赏。等到梁武帝即位后，便任用甄彬为郫县令。临行前，面对五位官员，武帝一一告诫他们：“为地方县令，应以廉洁慎重最为重要，愿卿等多多加勉。”唯独对甄彬说：“卿往日有还金的高洁美德，所以寡人就不用再以这些话相嘱咐了。”从此，甄彬的声望德行更加彰显。
“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”心存道义之人，为官致仕，也必定会恪守公义，为民做主。甄彬“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”，无论人生境遇如何变迁，始终将义字放在首位，成就了一段光明正大的道义人生。
孔子说：“君子义以为上”“见利思义”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。追求利当应当以道义为标准，也只有以道义为标准，才能真正且持久地获利，而这个利，是富贵康宁的人生大利。崔和、甄彬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，源于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，而不同的人生选择，则源于不同的价值信仰。崔和与甄彬以身行教，告诉我们在道义与私利之间，应当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历史出处：
崔和。家巨富而性吝。埋银数百斛。其母李当春思堇。惜钱不买。子轨。盗钱百万。背和亡走。和迁参军。坐贪贿赐死。
——《魏·崔亮传》
梁甄彬。尝以一束苎。就寺库质钱。后赎苎。于苎束中得五两金。彬送还寺库。梁武帝为布衣时闻之。及践祚。以彬带郫县令。将行。同列五人。帝诫以廉慎。至彬。独曰。卿昔有还金之美。故不复以此言相嘱。由此名德益彰。
——《梁·甄法崇传》